虚拟和面对面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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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洁摘译
时间：1969-12-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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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如何在幅员辽阔的民族国家里同时实现两项基本民主价值——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是一个难题。根据实现这两项价值所达到的程度。可以有各种公共磋商形式。当前在互联网上发生的公共磋商形式，既缺乏政治平等，又缺乏协商。而“协商民意测验”可以说是实现这两种基本价值的最佳方式。其中的政治平等通过随机抽样(给每人以成为起决定作用投票人的平等机会)和讨论平等来实现。协商通过适中而均衡的小组讨论、回答参与者提出的问题以及保持中立的专家小组三者来实现。政治平等和协商在实际应用中有着多种维度的标准。实施协商民意测验的办法包括面对面交流和网络交流两种，它们都有助于实现这两种基本价值。
[要害词】协商民主；包容性；深思熟虑性；协商民意测验
民主改革持续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建立一种机制以实现民主的两个基本理想——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一方面，我们需要能够代表或者涵盖某个组织内部所有成员的机制；另一方面，我们需要在组织的成员被有效地调动起来考量其被赋予的权力的情况下，咨询他们的意见。从全世界的范围看，民主改革通过不断强调包容性的机制而把权力交给人民；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答应更多的包容性似乎削弱了集体的深思熟虑性。然而，这样一种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情况并不是不可避免的。上述两难的困境之所以出现，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大多数现代民主改革缺乏制度想像力。本文的目的在于拓展公共协商机制中的民主工具箱。而且要证实我们确实有可能同时兼有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而不一定只能是被迫地二选其一。
一、显而易见的冲突
为什么人们会认为在制度包容性和民主过程中公民输入某些信息时具备的深思熟虑性与包容性之间存在着冲突呢?现将关于这一问题的一些主要论据简要总结如下：(1)选民们的情绪化因素或利益因素可能激发危险的派系争斗。(2)选民们的信息不完备以致无法应对复杂的政策或政治事件。(3)选民们的能力有限以致无法应对复杂的政策或政治事件。(4)选民们与复杂的政策或政治事件的分离使得他们更希望由精英们为他们决策；他们并无爱好卷入包容性的公共讨论。(5)选民们受到的诸如“两极化”之类集体心理机制的困扰而无法做出理性选择。这些机制随着集体讨论的进行愈发明显，民主输入过程中的深思熟虑性因素亦随之上升。(6)选民之间存在各种完全异质的偏好，因此他们的选择将导致“不稳定”(循环传递性)，从而使所产生的民主决策被随意处置和操纵。由于这些争辩都是众所周知的，因此，笔者现在将其简要地列出，以便于构建我们的考察战略，从而克服它们。我们的基本问题是：是否存在这样一种可能性，既能避免这些明显的缺陷，同时又能将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这两个基本民主理念成功地结合起来?
我们简单地回顾一下第一个缺陷。美国民主是在建国的大辩论中诞生的，在这场辩论中，麦迪逊和汉密尔顿支持“连续筛选”的过程，他们认为，在这个过程中公众意见“通过某个选定的公民团体”而得到“筛选和扩大”(引用《联邦党人文集》第l0篇名言)。这个理念的目的在于防止公众的情绪与利益因素激化为派系争斗，而派系斗争将会侵害他者的权利或社区恒久的集体利益。一般认为．咨询公众可能是危险的，究竟是大众杀害了苏格拉底。美国人经历了“谢斯起义” 。建国者们宁愿面对协商代议制下政治冷漠的大众，也不愿面对被激情和利益所激发的大众。但是要达到这一目的，他们必须建立一个防止普通公民直接参与的精英“共和政体”。参议院由州立法机关选举产生；总统由建立在各州基础之上的、最初被认为是协商性团体的选举团来选举产生。宪法同样是经由一个有代表性的、协商性的团体所组成的“大会”所通过的。政府的决策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偏重于公众舆论的深思熟虑性或质量(筛选制或协商制将为公共利益服务并且防止多数人暴政)，但较少强调诸如政治平等和参与等包容性因素。美国开国元勋们的辩论向现代民主改革提出了如下问题，即是否有可能建立一个更具包容性的体系，同时避免开国元勋们所预料的大众政治参与可能产生的问题?对协商的冷淡反应只是精英代表制的产物，抑或可能是人民自身的表现呢?
迄今为止，所有认同美国建国者方案的民主改革都提出了同一个观点，即认为大众协商的包容性与深思熟虑性不可兼得，这个观点为反联邦党人所首创，并经过人民党运动和进步运动不断深化，一直流传到现代。今天的美国通过直选产生议员；许多州都实行了公投及其他公民投票；民意测验的发展也推动了持续的非正式公共协商。然而，上述过程也表明公众几乎很少了解关于被协商问题的信息——这些问题可能是伊拉克是否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可能是冷战高峰时期苏联是否属于北约成员。令人吃惊的是，即便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受到良好教育的一代也几乎无法获得正确信息。
对于大众这种信息量低水平的一个普遍解释是“理性的无知”。假如我仅仅是数百万选票中的一票，我为什么还要花那么多的时间去搜集信息，以便做出一个合理的选择呢?因为我个人的选票或意见似乎根本就无足轻重。然而，我们有关公众输入的理念似乎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把握信息的程度。一个明显的矛盾是，假如我们要力求更多的包容性，并同数百万的公众进行直接协商，我们就会发现屈服于理性无知、缺乏深思熟虑性等特点正是参与协商的大众的特性。
认为大众协商的包容性和深思熟虑性不可兼得的第三个观点是，公众可能并不具备处理复杂政策或者政务的能力。假如说这种情况属实的话，一旦进入更大范围的大众参与领域，民众将无法承担所赋予他们的民主角色。最近波斯纳在对协商民主的批评中陈述了这一观点⋯ 。他认为没有必要就实际政策去征求公众意见。正如熊彼特先前所指出的，所有人都应当把民主看成一种为赢取人民的选票而展开的竞争。处于相同选区的精英为了获胜往往会采取大致相同的立场，我们将对这些精英的去留做出和平的取舍。但是，因为我们认为公众无法就任何实际问题进行审慎思考或达成明智意见，因此人民的意志没有多少实际意义。我们在实践包容性并把大众引入政治进程方面做得越多，离合格的精英决策就会越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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