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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gn=left> 治理上把警察与问题联系起来，往往导致激励的扭曲：警察的业绩与发案率有关，结果是警察倾向于少接受报案，尽可能不立案。交接地带往往出现扯皮问题。警察的业绩与破案率有关，往往会鼓励警察动用非正常的手段，尤其是刑讯逼供的方法。警察的业绩与其罚款量有关系，他就会以罚款为本，而社会秩序反而是其次的事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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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gn=left> 第五，确立人大代、检察官和法官的责任制度。人大代表的责任，往往体现在民意上，而对其言论等往往有豁免权，对于小小的违法，也有豁免权，以避免因为承担其他责任而影响对民意的表达。人大代表的责任制，主要体现为民选的责任，也就是说向选民负责。因为其是有任期制的，一旦工作表现不佳，他就会选举失败。法官，检察官等，往往是独立的，与执法人员一样，对法律负责。除非贪污受贿腐败，否则检察官和法官，没有行政责任，也不受民意的影响。对其约束，主要是司法程序的约束。司法程序的复杂性，就在于确保其公正性。假如从行政上采取监督法官的方法，势必在程序上妨碍法官独立行使审判权。但是假如法官腐败怎么办呢？一方面，审计制可以纠错。另一方面，可以实行案例公开，让其接受舆论监督，而且当事人可以申请回避。尽可能让司法程序本身发挥作用来制约法官，可以培养法官的自律性，并培养其程序本身的制约力量。否则，只依靠行政方法来强化对法官的监督，很可能会损害法律程序的公正性。结果反而得不偿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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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gn=left> 第六，明确政府官员的法律责任。法律责任包括三个方面的责任，宪法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民事责任。两者都有实体性的和程序性的。宪法责任，是对宪法负责，往往是通过宪法审查机构来实现的。实际运作比较困难，缺乏个人的责任，也缺乏有效地程序责任。行政责任，主要是接受政府罚款，行政拘留等。行政诉讼责任，则是在诉讼中承担对对具体行政行为，抽象的行政行为承担责任。刑事责任，往往是犯罪行为，贪污腐败渎职等，杀人放火等，都是刑事责任。往往通过司法程序认定。一旦承担刑事责任，领导人的其他东西往往一下子全部消失。民事责任，主要是对其民事行为承担责任。有些是通过国家赔偿实现，有些通过个人的赔偿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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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gn=left> 最后，领导人要承担道义上的责任。主要原因是，领导人对自己的要求比较高，而不够承担其他各个方面的责任。为了改善自己的形象，东山再起，或者为了维护党的形象，主动牺牲自己。其制度表现往往是引咎辞职。假如不引咎辞职，往往面临难以平民愤，难以开展工作。目前，我们的引咎辞职，往往具有行政性的安排，而不是政府官员可以自己选择的。其结果就是所谓的道义性质的引咎辞职，已经失去了本来的意义，也混淆了道义责任和其他责任之间的区别，不利于责任制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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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ign=left> 在技术上确立种种责任制度的基础上，再通过具体的一个又一个个案的实践，就可以逐步积累责任制度的经验，并因此而具体地累积性地积累责任制的社会资本，从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确立不同责任制度的程序机制，从而减少其行政色彩，让责任政府的建设从一个又一个的风暴走向制度性的实践。这一进程，可以让我们从个体的技术性的努力出发，逐步进入责任制度建设的集体和制度层次，从而让我们的责任政府建设逐步摆脱目前所面临的种种困境，真正成功实现有良好的制度基础的责任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