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进行评析提供了可能。
在对西方后工业化社会的分析中，美国思想家丹尼尔·贝尔曾经指出，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之所以
出现的一个基本原因乃在于科技和经济的迅猛发展导致了作为资本主义重要精神支柱的“宗教冲
动力”的衰竭。尽管贝尔所谓“宗教冲动力”的直接所指即“禁欲苦行主义”，但正如马克斯·
韦伯已经揭明的，“禁欲苦行主义”并不仅仅只是一种世俗的伦理规范，而是体现了一种关联于
上帝的“宗教伦理精神”。因而，贝尔在这里实际上是要从宗教精神的层面对资本主义文化矛盾
的深层根源作出分析。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贝尔明确指出：“现代主义的真正问题是信仰问题”
⒃贝尔的这一论断，的确抓住了西方近现代文化发展变迁的重要一维。如所周知，西方文化近现
代化的进程正是从走出中世纪开始的，其基本的义旨则是要摆脱基督教的束缚，改变人作为神之
奴仆的地位并使人逐渐自我做主。由此，作为现代价值之核心内容的“自由”可以说从一开始就
是与摆脱上帝的束缚相关联的。但是，作为具有超越追求的“社会动物”，人尽管可以“杀死上
帝”，但却未必能彻底抛弃终极关怀。为了填补“上帝死了”之后留下的巨大的精神空白，西方
近现代文化事实上一直没有停止对于新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的追寻。因此，借用德里达的“话
语”，西方文化走向近现代的变迁事实上也内在包含了对终极关怀之“中心主题”的不断置换。
在这一过程中，哲学、科学甚至于现代艺术都曾经在某种程度上承担过充任终极关怀的文化功
能。
正如不少论者已经指出的，后现代主义作为继现代而起的文化阶段，它既继续了西方现代文
化的成就与问题，同时也包含了对现代价值系统的变革性内容。正是在后现代主义中，西方文化
对于终极关怀的追寻到了一个历史性的转折关头。后现代思想家宣称，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基本义
旨，就是要继文艺复兴放逐了宗教、废除了其宗主一切的神圣权力之后，在当代社会中“放逐”
哲学、取消科学所具有的基础地位。在他们看来，文艺复兴虽然放逐了宗教，但是哲学却又乘虚
而入，成为西方文化中宗主一切的圣物。由于西方自柏拉图以来就存在着主体与客体两分、通过
主观反映客观的“镜式哲学”传统，在近代西方科学兴起之后，“镜式哲学”与自然科学就互为
表里，最终具有了宗主社会人生的“文化霸权”。但是，无论是哲学还是科学，它们都不但没有
真正解决上帝退隐之后人之终极意义的问题，而且还以其对客观主义、本质主义、基础主义与整
体主义的追求成为束缚人之自由的异己力量。在历经了宗教之神圣性退隐、“镜式哲学”并不足
以赋予人类生命以终极的价值和意义、科学甚至沦为戕害人性的“撒旦”之后，后现代主义干脆
宣称，要摒弃对于终极关怀的形上追求。在这里，无论是传统意义的宗教还是哲学形上学以及现
代科学这些曾经与终极关怀存在过某种关联或曰以终极关怀为最终依托的“宏大叙述”，均被视
为应予放逐、打坏。人对于确定的精神家园的追寻被看作是一种幻想，因为这样的家园是根本不
存在的。人只能做思想上的流浪汉，永远流浪而“四海为家”，却又不可能有任何固定的家园或
曰安身立命之所。因而后现代“既不需要形而上学，也不需要熟悉论”⒄与新儒家希望通过宗教
精神、哲学精神和科学精神深度的、纵贯式的统一来为宇宙人生确立稳固的、透过“分殊”而统
贯于“一理”的“大本大源”恰恰相反，后现代主义正是要追寻不受任何外在“束缚”的、平面
的、碎片式的“不确定性”与“内在性”。正是在这里，体现出了后现代主义的基本精神：一方
面是将现代西方追求自由的时代精神发挥到了极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在终极关怀的层面无所寄
托甚至要取消“终极关怀”，因而最终难免陷于虚无主义。需要指出的是，后现代主义虽然是伴
随工业化社会向后工业化社会的转进而出现了，但是并不能由此仅仅从时代变迁之一维来看待西
方后现代主义，正像现代新儒家统一宗教精神的理论努力可以看作是儒家传统的现代开展中所应
有的内在向度一样，西方后现代主义亦有其内在于西方文化传统中的思想渊源。假如说追求自由
是文艺复兴以来西方近现代文化之时代精神的重要体现，那么重分而不重合则是西方文化自古希
腊时代起就已经初露端倪的基本致思取向，虚无主义也是在“放逐上帝”之后就一直游荡在西方
文化之核心价值系统中的一个“幽灵”。在一定的意义上，后现代主义正是用一种偏至的方式把
西方文化中的某些思想传统推进到了极端，从而也就更为充分地暴露了西方文化的内在问题。
由于在后现代主义那里，解构、颠覆远胜于建设，并且最终难免陷入虚无主义的泥淖，因而
很难认为后现代主义代表了人类文化未来的发展方向。值得深思的是，在当代基督教神学家看
来，后现代主义可以说是打开了人重新复归于上帝的通道。如所周知，尽管上帝早就被“放逐”
甚至已经“死了”，但与西方文化中一直未能确立起人类真正能够自我做主的终极关怀相联系，
在价值之源上西方文化事实上从来没有真正割断与上帝的联系，基督教神学家也一直在利用人类
自我做主过程中的失误来“劝导”人类重新成为上帝的奴仆。随着后现代的到来，这一时机终于
趋于成熟了。在谈到后现代人的生存境遇时，当代基督教神学的重要代表汉斯·昆就曾经一针见
血地指出：“是等待上帝，还是徒劳无功地、毫无意义地等待戈多——在今天，二者必居其
一。”⒅的确，在既面临着人生意义的迷失又面临着“怎么都行”却无所适从的困惑，而只能在
物质性的诱惑中挥洒尽人生之感性生命的后现代，人究竟依靠什么去抵触上帝的召唤呢?正如文艺
复兴以来西方的历史所昭示的，人的凸显是与上帝的退隐互为表里的。在今天的神人对立中，既
然“人”已经“死了”，那么是不是意味着不得不重新请出上帝来做主呢?西方后现代时代的文化
困境在这里暴露无遗。
当然，由于后现代主义是扎根于西方文化传统之中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西方文化对
于当代人类生存发展的重大问题所特有的“读解”方式。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它适足以与生发于
中国文化传统之中的现代新儒家构成对比。假如说虽力图“放逐”上帝但却一直未能确立人真正
自我做主的终极关怀价值系统是西方文化自文艺复兴以来以至当代都未能解决好的问题，新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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