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折关头的正统心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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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张 艳 国
时间：200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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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与尊孔关系探讨
提 要 辛亥革命后，在社会政治领域迅速出现了一个以前清恭亲王溥伟、肃亲王善耆为核心
的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他们追寻“正统”，死守“权威”，以尊孔为复辟开道，以孔子思想
唤起人们对于逝去的封建王朝的回忆与留恋。满清皇室贵族集团的尊孔活动，揭开了民国初年尊
孔复辟运动的序幕。以往的研究，在政治角度取得了明显的收获。但是，假如从文化与社会心理
的角度分析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与尊孔的关系，还可以透视在民国初年这一特定的社会转折关
头，一部分代表性极强的社会角色的正统心态，从而在另一个层面上分析民国初年波澜壮阔的新
旧斗争，熟悉社会历史转折的艰难性、复杂性与曲折性。
随着辛亥首义的第一声枪响，宣告了在中国统治267年的满清王朝的彻底失败。但是，历史的发
展经常是这样：统治者总是不甘心于失败，总是不甘心于退出历史舞台，只要有一点儿可能，只
要有一线的希望，他们就要付出十倍甚至是百倍的努力，屡败屡战，进行反扑。几乎在中华民国
成立的同时，在满清皇族贵族顽固派的四周，便迅速结成了一个帝制复辟集团。对此，业师章开
沅教授在《辛亥革命史》和《章开沅学术论著选》中从政治变迁的角度曾有精辟的论述，很能从
中得到思想的启示。本文试图在文化的层面上剖析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复辟与尊孔的关系，揭
示其社会转折关头的正统心态。
一
不同政治立场的人们对于时局的判定，经常不同；哪怕是非常错误、糊涂，甚至是幼稚可笑的看
法，也往往不能自知。一方面是拥护革命，欢迎民主共和的人欢畅地说，封建帝制已不合于中
国，应该被民主共和所埋葬；民主共和在中国得到确立，有广泛的国民心理基础：“蓋我国民既
懲於甲午庚子以来之失败，又受日俄战争之刺激，就事实上之比较，知专制之终于覆国，立宪之
可以兴邦；又以他国已往之事实推测之，则立宪政体之成立，非革命流血不为功。故武汉发难，
全国响应。”“今民国成立将一年矣，观共和政治之现状，则其表示吾国民之心理者，尤彰彰
焉。” 另一方面是诋毁民国，做着复辟梦的人错误地估计了形势，作出了可笑的判定：“革命以
来新政府所实行的新政新法，不仅不能取悦人心，混乱的秩序依然不能恢复。新的设施尚未见眉
目，旧的恶弊仍在困绕着人们。兴一利而生百害，内外施政经营尚不及前清时代。内地各省经常
陷入混乱，生灵涂炭。天下人心已厌共和，讴歌前朝者渐多，复辟帝制的时机似将来临” 。流产
了的宣统复辟闹剧，在人们沉浸在推翻帝制的喜悦中，在满清王朝皇室贵族顽固派错误判定的支
配下，荒诞地上演了。
满清皇室贵族复辟集团的核心人物是恭亲王溥伟和肃亲王善耆。他们本是清末亲贵集团中的死硬
派。在辛亥革命中，清廷举行“让国御前会议”，他们在会上再三表示誓死反对皇帝逊位，拒绝
革命党提出的“优待皇室条件”，果断反对共和；同时，也反对将大权委于袁世凯。在清王朝土
崩瓦解已成定局之际，他们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庇护下仓皇逃离北京，避居在青岛和大连的租界里
阴谋策划复辟。溥伟和善耆虽然没有多大实力，但他们凭借日、德帝国主义的支持和他们自己较
高的声名地位，居然有一定的影响力和号召力，不仅皇族亲贵中的死硬分子升允（蒙古镶黄
旗）、铁良（满州镶白旗）、金梁（满州正白旗）等人被网罗在他们的四周，而且还招罗了一批
前清遗老。这些前清遗老有一定的社会影响，因为其中一部分人曾经担任过前清朝廷的太傅、大
学士、尚书、部臣、翰林院编修、大学堂监督，还有一部分人曾经在地方担任过总督、巡抚、布
政使、提学使。他们在前清出身于进士，居位于高官；在民国初年又摇身一变为“文人学士”，
具备了充当封建卫道士的“合法”身份。在这批遗老中，活跃分子有：劳乃宣（前清学部副大
臣）、胡思敬（吏部主事）、刘廷琛（学部副大臣）、陈毅（刑部侍郎）、章梫（翰林院编
修）、沈曾植（署理安徽巡抚）、郑孝胥（湖南布政使）、李瑞清（江宁提学使）、胡嗣瑗（翰
林院编修）、陈三立（吏部主事）等等 。辛亥革命既击碎了他们的粱园美宅，也击碎了他们的政
治信念和文化理念。共和与帝制的冲突就像熊熊烈火一样，在他们的胸中燃烧，升腾。升允在
《檄告天下文》中叫嚷：“君父之仇，不共戴天”；胡思敬则以“规复故君”、“奉宣统复位”
为职志，以“忧道不忧贫，谋道不谋食”、“思恋故主，每当饭不忘”相激励 。反革命气焰极其
嚣张。因此，他们是清王朝覆灭以后的铁杆儿“保皇派”。
他们的政治立场如此反动，有如下因素：一是从他们的个人出身来看，他们在人生历程的很长时
间里在科举场上拼搏，深受封建政治、文化的熏陶，长期的旧文化的习染，培育了他们的政治信
念与文化理念，很难因新时代的开辟而得到改变；二是从他们的家庭出身来看，他们一般出身于
世家大族，家庭环境的熏染，既培养了他们坚定的阶级感情，又培育出浓厚的政治情感，他们对
于民主共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仇视；三是从社会阶层利益来看，辛亥革命使他们由旧时代政治、
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最大受益者顷刻变为新时代的最大失利者。巨大的失落感经常地激发他们强
烈的社会激愤；只不过这种激愤是逆时代潮流而动罢了，只不过是一种反动的、有害于社会进步
的社会心理罢了。这是从总体上分析。
假如进行个案考察，他们在民国初年坚持如此反动的政治立场，就一点也不觉得希奇了：像劳乃
宣、胡思敬、刘廷琛等人，在晚清洋务、维新、新政、立宪的各个历史时期，都是站在落后的反
动的立场上讲话的，可以说，他们是老牌的顽固守旧分子；像沈曾植、陈三立、郑孝胥等人，在
维新运动中，加入了帝党阵营，对满清皇帝有深厚的感情，他们这种“忠君”的感情并不能随着
帝制被推翻而马上消逝，以致于在辛亥革命后他们依然怀着对于亡国之君的无限眷恋，对新时代
的到来极端反感，对对民主共和的确立布满敌视。胡思敬曾做一首《咏雪》的七绝，将他的现实
感受隐喻于诗意中，十分恶毒。诗云：“茫茫一片无昏暗，没尽田园掩尽关；看汝飞扬能几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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