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易》会通与文化进化论——与李申兄再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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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萧汉明
时间：2007-1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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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李申兄“兼答”拙作的文章(参见本刊1995年第2期)，深感有一个理论问题似乎是横梗在我们中间的障碍，这就是如何看待文化进化论。这个问题虽然在我们二人的文章中都未明确提出来，而所有的议论实际上都在以它为中心静静地展开。因此，与其围着它绕圈子，不如明确提出来深入讨论一番为好。
一
首先，有必要对中医学的存在形态和中医现代化所碰到的种种困扰作些探讨。
l．中医学的存在形态是自然哲学，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医学。与一般自然哲学不同的是，中医学侧重于用气化论建构人体生理病理等基础理论，由此而深入到宇宙结构、四季递迁、气候变化，以及大小宇宙的同构性和同步节律，二者之间的信息传化。于是经络腧穴系统、藏象表里系统、五运六气天人系统等这些不能用直观途径熟悉和理解的种种理论逐渐完善起来。这些理论不仅在当时无法证实，即使在科学如此昌盛的当代，它们依然还是一些令人迷惑不解的谜。张介宾曾说：“医者，意也。”不少人对这个说法有异议，然而这个说法却准确地说出了现在许多人不愿意正视的中医学的存在形态，即无论从生理、病理、诊断和治疗上看，中医学都不是人们想像中的所谓纯粹医学，而仍然只能是一门自然哲学。
2．在古代医学中，中医学与古希腊罗马医论的理论层次是否相同?李申兄认为“《内经》或中医的最大特点是整体观念”，并说这个特点是一切古代医学(如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古罗马的盖伦等人的医学)共同具有的。把中医与古希腊古罗马医论放在同一理论层次上考察，是不可能把握中医理论实质的。古希腊古罗马时期的整体观，只是一种朦胧的直观的粗涩的整体观；而中医至《内经》成书时，早已跨过了这一阶段，并在古代医疗实践条件范围内进行过分析类型的研究，然后凭借传统文化所能提供的综合型思维方式对分析型研究的成果进行综合整理，初步建构了独具特征的理论体系。中国的传统医学作为一门自然哲学，自身已在古典的范围内走完了由朦胧的直观的整体观到分析再回到综合的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内经》不是成于一人一时的著作，从中我们可以找到这一过程中各个阶段的代表作。皇甫谧著《甲乙经》时，批评《内经》“其论遐远，然称述多而切事少”，正是对《内经》中存在的那些早期的粗涩的整体观念和水平参差不齐的认定，所谓“删去浮辞，除其重复”，亦不过是去粗取精而已，不存在对《内经》基础理论的否定问题。
李申兄注重到，“中医学建立之初，中国古代医学家就极力想了解人体各部分的结构和功能。《内经》中记载着人体各部，包括内部器官的大小、外形、长短、重量、位置、颜色，这是古人曾作过解剖的证实。”但李申兄却没有注重到这正是中医在古典医学范围内走过的分析阶段，更对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综合医学不以为意，甚至深为中医未能在解剖学基础上得到发展而遗憾。中医为什么未能选择解剖学作为理论基础?这是因为它在综合阶段完成了对经络腧穴系统和脏象学说等的熟悉，这些学说较之解剖学更深地揭示了人体生命现象的奥秘。
李申兄多次说到《内经》作为中医基础理论著作，并不总是受到医家器重，“张仲景以后，直到孙思邈，《内经》很少有人过问”，“几百年间，《内经》受到了冷落，人们所注重的，主要是方剂和药，能治病就行”。如张仲景就不怎么受《内经》的限制，皇甫谧甚至直言不讳地批评了《内经》，孙思邈讲的都是方剂，似乎中医学已成为从自然哲学中分离出来的纯粹医学。《内经》果然在这几百年间受到冷落了吗?中医基础理论在这期间就成了赘疣而遭到医家的抛弃了吗?
《汉志》存目有一本书称名为《黄帝太素》，共二十卷。颜师古注：“刘向《别录》云：或言韩诸公孙所作。”班固则去掉《别录》“或言”二字，径直说为“六国时韩诸公子所作”，这个说法是靠不住的。钱超尘先生在比较了古本《太素》与杨上善《黄帝内经太素》的篇名与卷数之后认为，杨上善的《太素》，是在古本《太素》的基础上，“将大篇化小，详加注释，撰成《太素》三十卷”。这说明古本《太素》是西汉人在《内经》编成之后，又打破原来篇章结构，按内容作了一次分类编纂。至隋朝，杨上善又据之作了详尽注释，何尝冷落过?唐朝王冰补入的七篇大论，学者们认定约在西汉末已成篇，那里面也没有什么药方，可见中医基础理论也没有被抛弃，反而得到进一步发展。《内经》在治疗方面针灸讲得多而汤药涉及少，这本身与本草学发展的状况有关，脉学和针灸等方面的说法也较紊乱。后出的著作补足这些缺陷是很自然的现象。这正是《内经》的发展，而不是受到冷落。仍以皇甫谧的《甲乙经》为例，该书属于编辑性质的针灸书，第一卷“精神五脏论”，就是将《灵枢》的本神篇、九针论，和
《素问》的举痛论、五脏生成论、宣明五气篇、阴阳应象大论等篇之内容集中在一起，以系统说明精神五脏的形成、生理和病理等基础理论。至于针法、针感、禁忌和补泻手法等，也都以《内经》为主要编辑对象，这难道可以说成是对《内经》的冷落?
3．中医学既然是一门在古代医学中远较古希腊古罗马理论完善且医术高超的自然哲学，那么它在近现代的发展趋向就不应以西方医学的发展模式作为唯；—的衡量标准。西方古代医学所具有的仅仅只是一些粗涩的整体观念，所以当西方近代文明兴起的时候，很快便被分析科学所获得的各种细节描叙所取代。中医学却没有这么轻易，它所具有的整体观念是通过综合思维方式所得到的众多观念中的一种，而且深入到医学理论和医疗实践之中，造成了直到今天还无法用分析手段使其脱离自然哲学而成为独立存在的实证医学。
李申兄说：“《内经》以后，无论中医理论有多少变通，可说都是小修小补，超不出《内经》的框子。真正有所突破的是吴有性。他从医疗实践中发现，致病的原因乃是别有一种异气，而主要不是伤寒。循着吴有性的方向，中医理论可望有根本突破，可惜历史未能给中医这样的机会。当西方突破希波克拉底、盖伦医论而发展新医学时，我们中医却又转回了自己的起点。”为什么历史未能给中医这样的机会呢?在李申兄看来，是“吃了夸大哲学作用的亏”。吴有性所创的戾气学说，以传染病为主要研究对象，其成就不仅丰富了中医的病因论，而且在辨证和用药方面都为中医学提供了新的途径，其中有些传染病的药物治疗离开了中药的传统配方至今尚无其他药物可以取代。吴有性的戾气学说未能发展成为实验医学，不是夸大哲学作用造成的，根本的原因在于当时缺乏丝毫的实验手段(诸如显微镜之类)。相反，在没有实验证实的情况下，吴有性的戾气学说得以生存，倒是得益于中医学的自然哲学形态。由于戾气学说不能取代六气致病论，也不能被六气致病论所沉没，因此后来被作为温病学说的一个分支而得以保全。清人吴瑭说：伤寒与温病之辨，是“水火两大法门之辨”，亦即“阴阳两大法门之辨”。可见，温病学说的形成与发展，标志了中医学的进一步完善。李时珍《本草纲目》那样庞大的百科全书式的本草学著作的出现，以及后人的补充订误等，也说明了这一点。因此，当西方突破古典医学而发展实证的分析医学时，中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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